第58章 革命大会
文化大革命终于走进了杨庄！上头有令，明天，各个大队都要召开批斗大会，批斗本大队的阶级敌人。/wｗW。ｑｂ5。ｃ0М
晚上，杨庄大队召开了大队委员扩大会议。出席会议的有：大队支书大队长杨进礼、妇女主任兼大队会计黄飞琳、民兵连长李志东、大队委员生产队长杨思源、王现军，第一生产队计分员兼保管小季、第二生产队记分员兼保管李祥平等人列席会议。
在杨庄，杨姓居民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。千百年来形成的宗族观念在人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，人們习惯于惟“族长之命”是从，甚至在族长面前大气都不敢喘。杨进礼是杨姓的族长，又是大队支书兼大队长，在宗族和村务上都有着绝对的权利。因此，杨进礼就像杨庄的土皇帝一样！
然而，在“皇帝”面前还是有人敢大声說话的，那就是原来的生产队长杨思来和杨思成。后来，他們两个死了，生产队长的职务空了出来，该让谁担任呢？绝不能再落到难缠的人手里！要找两个听话的，服从指挥的！
于是，刚过年，杨进礼就召开了杨庄大队委员会议，会议上确定：一队生产队长由杨思来的弟弟、杨进礼的另一个侄子杨思源担任，第二生产队的队长由杨进礼的妻弟王现军担任。
在人民公社时期，生产队的主要领导是生产队长，他主要负责处理整个生产队的各项事务，比如：召集并组织全队社员按时出工，按时施肥、耕地、播种、锄草，按时收获并及时分配劳动果实等等。
每个生产队至少还要配一名记分员，一名保管：记分员，主要负责记录社员每天出勤的情况，考勤结果与夏秋季节的按劳分配挂钩；保管负责保护和管理生产队里的各种集体东西。這两个职务和现在的会计、出纳相似。生产队里的三大员，官虽不大，权利却不小，所谓“县官不如现管”者也；社员們都小心翼翼的，生怕得罪了他們。
生产队长不能和别的领导岗位相比。在這个位置上要让人信服才行。生产队长不仅要身强力壮还要有技术，什么推车担担、种菜耩地、打场晒粮、墙上屋下……样样都应是行家里手，样样都可以走在社员的前头，样样都是社员的楷模！如果选择错误的生产队长，没有号召力和权威性，就可能无法更好地领导社员干好生产队的各项工作。
新任队长杨思源和王现军虽然差一些，但在书记的强烈支持下，马马虎虎还算得去，至少他們都很听支书的话，杨进礼非常满意。
在过去，杨进礼是无法左右杨庄大队委员会的。现在，他已经牢牢握住大权，成为杨庄說一不二的绝对领导！
会议开始了。
首先，杨进礼宣读了上面颁发的《关于在农村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通知》，通知要求各公社、各个大队认真对待，搞好各个大队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！
杨进礼說：“**告诉我們：现在我們的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。上面已经开始了向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’夺权的斗争；在基层，我們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、‘地富反坏右’(即地主、富农、**革命分子、坏分子及右派分子五类人士，統称黑五类)及其子女进行斗争！”
“怎么斗争？”小季谄媚地问。
“就像公社一样，开批斗会呗！”杨进礼說。公社的批斗大会批斗了两个中学老师、一个地主和一个小偷，“我們一定要在我們大队把文化大革命进行的轰轰烈烈！”
“在我們村里搞革命？”李志东捏了捏流出来的鼻涕，抹到鞋底，疑惑地问，“我們村里有阶级敌人？谁是阶级敌人？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？谁是黑五类？”
“有，当然有！各村各地都有阶级敌人！”杨进礼說，“大家好好想想，把他們全抓出来，不让他們一个漏网！”
“日本鬼子被赶跑了，蒋介石也被赶到台湾去了，我們自己的队伍里也有阶级敌人？怎么可能？”李志东很不理解，他经常对一些问题提出质疑。
“這可是**說的，”杨进礼說，“**說的话不会错！”李志东默默不语。
“既然是文化大革命，当然是在有文化的人中革命。”杨进礼說，“找不出阶级敌人，那是我們的阶级眼光不够明亮！认识问题不够深入！”
“对，我們要擦亮眼睛，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！”小季举起了拳头。他可是一向支持支书的，没有支书他怎么能干上一队的计分员呢？
“我們一定要把藏在生产队里的阶级敌人抓出来！”一队队长王现军学着白天人們的样子举起了胳膊，高声喊。可惜没有人跟着附和。白天，公社里开的批斗大会就是這个样子的。
“上面要求每个大队明天就要召开批斗会！还說要到村里来检查。”杨进礼问，“大家看看，我們村谁是阶级敌人？”
“知识分子啊，”杨思源說，“我們村最有文化的莫过那三个知识青年了……”
“那就斗他們卅吧……”王现军提议，“今天，在公社里就是批斗的中学老师呀，我們村也就批斗我們村的老师吧，谁让他們识字呢！”
“批斗他們三个知识青年恐怕不合适吧？”民兵连长李志东反对,“况且，他們原来可不是我們村的，还都是孩子呢，那怎么能行？”
“到我們這插队，就是我們村的。”杨进礼心想能這样把他們几个收拾了也好……
李志东說：“可是，他們都是工人出身，是到我們村来接受农村教育的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接班人……”
“所以，我們要把他們身上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性批斗掉！”杨进礼說，“這样更有利于他們的成长！”
“那‘黑五类’呢？”王现军說，“我們村可就不缺了！应该首先在我們村找地主、富农出身的，又有文化的人来批斗。”杨进礼狠狠地瞪了一眼，没言语。解放前，全村里最富的当然要数老私塾先生杨士君家了，不富裕怎么能上得起学呢。
“嗯，你說的就只有老先生杨士君了。”李志东說，“可是，他老人家怎么能斗？他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在村里教学……”
“那也得斗，他又有知识，又是地主出身！”杨进礼說，“在革命问题上，我們不能讲私情！”
忽然，小季提议：“年前，张大平制造垃圾船，害死了那么多的革命群众，他就是**革命分子！他家人都死了，还有他一个姓的……”
“那怎么行？我們讲究的是‘一人做事一人当’，怎么能再找他同姓人的麻烦？”李志东坚决反对。
“张家的人就算了吧。”杨进礼說，“不过，还有大义，什么坏事没有做过？他可是一个标准的坏分子！”
“是啊，是啊……”大家纷纷赞同。
“在公社，我們都发了一本**语录。”杨进礼又动员說，“**說了，這次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，大家要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。**他老人家的话还有错吗？不管是谁，革命是不能讲什么情面的……”
“是啊，是啊，我們不能忘本！”大家都說，“**他老人家說的当然是对的！”李志东也随声附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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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，杨庄大队召开了大队委员扩大会议。出席会议的有：大队支书大队长杨进礼、妇女主任兼大队会计黄飞琳、民兵连长李志东、大队委员生产队长杨思源、王现军，第一生产队计分员兼保管小季、第二生产队记分员兼保管李祥平等人列席会议。
在杨庄，杨姓居民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。千百年来形成的宗族观念在人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，人們习惯于惟“族长之命”是从，甚至在族长面前大气都不敢喘。杨进礼是杨姓的族长，又是大队支书兼大队长，在宗族和村务上都有着绝对的权利。因此，杨进礼就像杨庄的土皇帝一样！
然而，在“皇帝”面前还是有人敢大声說话的，那就是原来的生产队长杨思来和杨思成。后来，他們两个死了，生产队长的职务空了出来，该让谁担任呢？绝不能再落到难缠的人手里！要找两个听话的，服从指挥的！
于是，刚过年，杨进礼就召开了杨庄大队委员会议，会议上确定：一队生产队长由杨思来的弟弟、杨进礼的另一个侄子杨思源担任，第二生产队的队长由杨进礼的妻弟王现军担任。
在人民公社时期，生产队的主要领导是生产队长，他主要负责处理整个生产队的各项事务，比如：召集并组织全队社员按时出工，按时施肥、耕地、播种、锄草，按时收获并及时分配劳动果实等等。
每个生产队至少还要配一名记分员，一名保管：记分员，主要负责记录社员每天出勤的情况，考勤结果与夏秋季节的按劳分配挂钩；保管负责保护和管理生产队里的各种集体东西。這两个职务和现在的会计、出纳相似。生产队里的三大员，官虽不大，权利却不小，所谓“县官不如现管”者也；社员們都小心翼翼的，生怕得罪了他們。
生产队长不能和别的领导岗位相比。在這个位置上要让人信服才行。生产队长不仅要身强力壮还要有技术，什么推车担担、种菜耩地、打场晒粮、墙上屋下……样样都应是行家里手，样样都可以走在社员的前头，样样都是社员的楷模！如果选择错误的生产队长，没有号召力和权威性，就可能无法更好地领导社员干好生产队的各项工作。
新任队长杨思源和王现军虽然差一些，但在书记的强烈支持下，马马虎虎还算得去，至少他們都很听支书的话，杨进礼非常满意。
在过去，杨进礼是无法左右杨庄大队委员会的。现在，他已经牢牢握住大权，成为杨庄說一不二的绝对领导！
会议开始了。
首先，杨进礼宣读了上面颁发的《关于在农村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通知》，通知要求各公社、各个大队认真对待，搞好各个大队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！
杨进礼說：“**告诉我們：现在我們的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。上面已经开始了向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’夺权的斗争；在基层，我們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、‘地富反坏右’(即地主、富农、**革命分子、坏分子及右派分子五类人士，統称黑五类)及其子女进行斗争！”
“怎么斗争？”小季谄媚地问。
“就像公社一样，开批斗会呗！”杨进礼說。公社的批斗大会批斗了两个中学老师、一个地主和一个小偷，“我們一定要在我們大队把文化大革命进行的轰轰烈烈！”
“在我們村里搞革命？”李志东捏了捏流出来的鼻涕，抹到鞋底，疑惑地问，“我們村里有阶级敌人？谁是阶级敌人？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？谁是黑五类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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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日本鬼子被赶跑了，蒋介石也被赶到台湾去了，我們自己的队伍里也有阶级敌人？怎么可能？”李志东很不理解，他经常对一些问题提出质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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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既然是文化大革命，当然是在有文化的人中革命。”杨进礼說，“找不出阶级敌人，那是我們的阶级眼光不够明亮！认识问题不够深入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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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們一定要把藏在生产队里的阶级敌人抓出来！”一队队长王现军学着白天人們的样子举起了胳膊，高声喊。可惜没有人跟着附和。白天，公社里开的批斗大会就是這个样子的。
“上面要求每个大队明天就要召开批斗会！还說要到村里来检查。”杨进礼问，“大家看看，我們村谁是阶级敌人？”
“知识分子啊，”杨思源說，“我們村最有文化的莫过那三个知识青年了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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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批斗他們三个知识青年恐怕不合适吧？”民兵连长李志东反对,“况且，他們原来可不是我們村的，还都是孩子呢，那怎么能行？”
“到我們這插队，就是我們村的。”杨进礼心想能這样把他們几个收拾了也好……
李志东說：“可是，他們都是工人出身，是到我們村来接受农村教育的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接班人……”
“所以，我們要把他們身上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性批斗掉！”杨进礼說，“這样更有利于他們的成长！”
“那‘黑五类’呢？”王现军說，“我們村可就不缺了！应该首先在我們村找地主、富农出身的，又有文化的人来批斗。”杨进礼狠狠地瞪了一眼，没言语。解放前，全村里最富的当然要数老私塾先生杨士君家了，不富裕怎么能上得起学呢。
“嗯，你說的就只有老先生杨士君了。”李志东說，“可是，他老人家怎么能斗？他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在村里教学……”
“那也得斗，他又有知识，又是地主出身！”杨进礼說，“在革命问题上，我們不能讲私情！”
忽然，小季提议：“年前，张大平制造垃圾船，害死了那么多的革命群众，他就是**革命分子！他家人都死了，还有他一个姓的……”
“那怎么行？我們讲究的是‘一人做事一人当’，怎么能再找他同姓人的麻烦？”李志东坚决反对。
“张家的人就算了吧。”杨进礼說，“不过，还有大义，什么坏事没有做过？他可是一个标准的坏分子！”
“是啊，是啊……”大家纷纷赞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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